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将军在1853年及54年远征日本以前，因为美国没有懂日语的翻译，便在澳门雇用了通晓汉语并略懂日语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 1812-1884）为首席翻译，然后再在上海雇用一名荷兰翻译另一方面，「汉文」一直是日本外交文书的主体，例如中世纪的日本外交文书便是由精通「汉文」和中国文化的佛教高僧来起草，近世以来，则由日本的最高学府昌平黉的世袭「林大学头」（校长）负责撰写日美谈判过程中，日本幕府政府派过了昌平黉的第十代（林健）及第十一代（林炜）的「林大学头」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和翻译汉文版的美国总统国书 另一方面，那些来华的传教士，尽管汉语口语水平很好，甚至能通晓中国经典，但大多无法以汉语撰写因此，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们都得另外聘请中文 老师代笔，以确保沟通无所阻碍陶 教授进一步说明，卫三畏在1853年及54年两次赴日期间，都有雇用中文 老师为其秘书的卫三畏在首任秘书病逝后，第二次便雇用了广东人罗森在日美交涉过程中，罗森高度参与了日美外交文件的撰写以及笔谈记录的工作与此同时，由於罗森善於赋诗和书法，在个多月的留日期间，引起了一阵子扇面题词热，慕名请求罗森题词的官僚庶民非常多，经其题词的扇面达千柄以上对於罗森在美日交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陶 教授补充说，日本人曾赋诗云： 横滨相遇岂无因 和议皆 安仰赖君 远方鴃舌今朝会 幸观同文对语人 罗森以汉文翻译促成日美外交，以扇面题词回应日本人对汉中国文化的仰慕，日本人则以汉诗咏赞罗森其人其事汉字和中文在东亚世界的传意沟通功能於此可见 罗森像 必须补充的是，当时的兰学（经荷兰传入的西方文化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日本的需要，因此，许多年轻武士及有识之士深感兰学的局限，认为必须前往英美学习最新、最先进的知识和军事技术，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近代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由於日本幕府政府采取锁国政策，因此当时年仅25岁的吉田松阴只能靠偷渡到海外求学1854年吉田与其弟子金子重辅（1831-1855）乘小艇欲偷偷爬到美国的军舰上去，并以中文解释其投靠原因（即〈第一次投夷书〉）不过，由於《日美亲善条约》刚签订，很多细节仍未落实其后，吉田松阴因密谋偷渡出国而被捕，在狱中以一块木板写下出国未遂的哀叹（即所谓「第二次投夷书」），表达了其游历各国壮志未酬的内心郁闷这封重要的文书，一直以来我们只能看到英译本，犹幸几年前 陶德民 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辛斯德林图书馆档案部所藏的《卫三畏家族文书》中找到了罗森的中文抄本（见图），让这件沉睡多年的重要历史文献重见天日，也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汉字文化圈」的重大意义 吉田松阴「第二次投夷书」（罗森抄） 最后要补记的是，吉田松阴偷渡时行囊中带走的书籍只本，分别是《孝经》、《唐诗选掌故》、《和兰文典》和《译键》 相关网站：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1/10/WH0901100001. htm http://www.cciv.cityu.edu.hk/website/?redirect=/we nwei/10-01-2009.php (责任编辑：admin) |